当然，这些对于正在转型改革中的中国来说，同样富有启发意义。可惜，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在改革初期过分强调了市场的作用，以为只要启动市场改革的巨轮，就能理所当然地达到彼岸，不管路途有何艰险，也不管彼岸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市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改革的主旋律，但市场仍有很多失灵之处，更何况效率还不是改革的全部内容。因此，政府的适度干预仍有必要。而且，正是由于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预，形成长期制度演进的分叉以及不同的彼岸地点。从罗伊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到诺斯的理解经济变迁再思考，都可以看到，对不同的彼岸模式并不能给予孰优孰劣的简单评价，而关键还在于是否能很好适应本国、本地区特质性的制度环境。单纯地照搬美国或者日本所谓的先进制度框架，都很有可能面临破产的尴尬境地。反之，以市场的经济效率标准来评价目前劳动合同法的可能影响，同样也有失偏颇之处。

　　最后，需要再强调的是，站在河中央的现阶段改革，真正关键的是彼岸模式的选择问题，而劳动合同法正是在这一转折点的重要事件。依笔者之见，这才是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