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本栏上篇所提的对温州企业的调研，如果我们能就在那里的所见对中国未来发展做一推论，那么劳动合同法就未必如张五常等人所说的那么糟糕，会让中国前三十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一种看似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却在一种内卷化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延伸出另一种有效的市场竞争结构。从表面上看，这一严厉的劳动合同法会让那些在生存边缘的中小企业走向没落，损伤了前三十年中国改革的发展动力。从短期来看，的确损失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来看却得到了国家发展的社会稳定。脱离了社会稳定，所谓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只是伪命题。而且，长期以来这些为盈利而不惜代价的中小企业之间无序的混乱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中国企业普遍滑入低利润和低竞争力的恶劣生存环境中。但是，在全球化竞争的大背景中，需要培育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规模企业。而严厉的劳动合同法加速打压了那些低利润的小企业，这又恰恰使得那些富有竞争力的大企业生存环境得到大大改善，良好的制度环境可激发优秀的企业走向卓越，从而真正凸显出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中小企业的大规模没落未必就是中国未来转型改革的困局。如果真有一大批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在生存环境的改善中得到确认和增强，这些大企业将肩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那么全体社会福利就有可能得到较大程度的改进。由此，这一市场竞争结构的重组，实际上也能平衡制度变迁中的各方利益关系，使得那些初始并不太有效的制度却走向另一条合理的路径方向。

　　对于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罗伊（Mark J. Roe）在新著《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政治环境与公司影响》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罗伊专门对比了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下公司治理结构差异的形成原因以及可能的社会经济影响。他认为，尽管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绝对主导，但却并能由此得出英美模式要优于德日模式的结论。理由很简单，每一种治理模式都能在各自特殊的历史遗产和政治环境中做出的最优反应，都能达到各自的适应性效率，所谓的“最优效率”可能只是经济学家构想理想社会的一种乌托邦而已。如今大行其道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强调的是拥有大量分散的、大规模的公众企业，但在政治经济利益错综复杂的欧洲大陆和日本未必可行，强大的社会民主力量迫使管理者稳定雇佣工人，为此不得不放弃那些颇具市场机会的风险性投资。如此，增加规模就成为抗拒市场波动的有效途径之一，或者说，只有那些大企业才有可能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很显然，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受到国内政治以及地缘政治环境的选择性影响，但反过来经济的适应性反馈也能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