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陈宇峰

　　如果三十年前的改革动力来自于资本稀缺与劳动力无限供给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接下去的改革瓶颈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内、外因夹击下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缺失。劳资关系及其之间的冲突将毫无争议地成为下一阶段的关键任务。正如斯蒂格利茨在最近几场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借助渐进式改革前期平稳的社会关系和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优势，“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转

　　型模式初见成效，顺利走到“河中央”。但随之而来的是，在遭遇了日趋复杂多元的国际政治、剑拔弩张的国内社会关系，中国经济正在驶向那些以前不敢问津的“深水区”。很显然，原先依靠“量大利薄”的企业生存空间将继续受到大幅度的打压，不受约束的资方可能会将这些损失转移到相对弱势的劳方身上，使得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劳方更加恶化，甚至低于最低的生存保障线。一旦突破最低生存保障线，那么原先经济增长的社会安定前提就受到严重挑战。从世界经济各国的发展史来看，这是个转型发展的“坎”。劳资冲突的频繁一般处于改革成功的关键期，这也是一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的自发力量，总是根据各国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能力采用不同的制度解决方案，所以就有所谓英美模式、德日模式、瑞典模式等，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市场制度模式，而不是绝对的单一性。

　　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同样需要选择要走什么样的渡河路线，选择改革的最终“彼岸”模式。这就是几经修改的劳动合同法出台的中国社会制度大背景。只有理解了这样的环境，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劳动合同法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但从目前的争论和社会反应看，我们对此还缺乏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