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工行潘功胜与建行赵林分别调往竞争对手农行和工行，他们均处于重要角色，其管理职责涉及对手的核心业务。

　　“这种在竞争对手之间的调动在成熟市场国家是很难想象的。”同一源律师事务所主任赵永军表示。在海外，任职高管人员一般都签订有严格的保密协议，即使在离开公司后的一段时间内，仍需要遵守保密协议的规定。而核心高管转任一般都设立半年到一年的“冷冻期”，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核心商业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

　　另外，“对于关键角色行政性调任，对于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稳定非常不利，同时也难以获得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正面评价。”一位上市公司高管表示。

　　赵永军表示，对于核心管理层的突然调离，其负责的工作的突然中断，将对上市公司的经营造成一定影响。每一届董事会、管理层都有任期，中间发生变动可能对银行经营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带来影响。

　　“高管更替应尽量按公司治理规律来，任期中的，突发性的调整应尽量减少。”郭田勇说。

　　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公司治理中心主任黄德尊也表示，国内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市场机制对经理人进行评价。

　　在这种情况下，用组织方法对经理人进行评价可能是一个相对现实的选择。

　　赵永军则表示，在商业原则下这种调动对公司长远发展没有好处。但在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下，决策部门是鼓励同业之间调动的。

　　国有银行的高管同时也是行政干部，从培养干部的角度来看，希望干部经历更多的岗位。“市场规则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种情况短期内很难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