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令人担心的是，一种中国式的“道德风险”将非常容易产生：中国企业家们可能会放松对自己融资策略的自律行为——反正政府会为我们所造成的市场压力而出面埋单（否则，中国经济的转型就变得愈发困难；当然还有既得利益保护的因素)，只要自己能赶上“低成本”融资的末班车就行。结果，事后真的“无法”对“恶意圈钱”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的话，那么，当然也就无法有效制止今后同类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中国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和对“企业治理”的关心度会日趋下降，更多的只是关心价格变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的变化，于是，追涨杀跌的心态就自然形成。这种心态又被一部分基金经理们恶意放大，加速了资本市场大起大落的频度。再者，道德风险还表现在决策部门的政策滥用或“渎职”的行为上。因为中国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政策市”格局，让政府决策部门可能会过多地看重政策的力量，或物极必反，因为“厌倦”政策市给他们带来的负担，而对市场出现的一系列棘手的问题置之不理。于是，政策替代公平的制度建设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来调控市场或对市场完全放任自由的这一“松松紧紧”的模式，就使得政策的信赖度大打折扣，干预成本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变得越来越高（同时，又让一些政治腐败的既得利益者有空子可钻）。结果，一旦有一天，政府希望市场来分担调整的成本的时候，才意识到市场发展并没有成熟到能够做到自我恢复的“阶段”，于是，错失干预的良机，又使得市场稳定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印花税的调整只是让大家看到了价格的底部，不仅不能够唤起市场健康恢复，而且，反而会让市场产生更强烈的政府“救市”的预期。一句话，如果后期没有立竿见影的“政策修复”的有力措施，那么，拉高的股价又会失去“短暂”的耀眼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