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在“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它的书名，以及某些章节的标题表明此书宣泄的是反美情绪，比如，“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我决不搭乘波音777”。此书的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比如作者大谈台湾问题，不满意现行方针，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999年出版了一本《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被称为“新说不”，此书是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反应，作者建议中国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在年轻人中，尤其是年轻学生中表现得普遍，但同时具有虚伪和粗鄙的特征。比如许多大学生可以在游行示威时扔石头砸美国大使馆，同时抢着考TOFFE和办赴美签证；北京大学一个女学生，在克林顿访问时竭力提刁难问题使他尴尬，过两年又嫁到了美国。本来，和美国人结婚不是错，但她在对媒体讲话时对这两件事都很炫耀。

　　虽然这段时间民族主义情绪显得盲目、狂热、排外、哗众取宠，但另一种声音还是存在，一些学者主张对中国和外国之间发生的事件和纠纷作理性分析，要理性对待民族主义。

　　王中江认为，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他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误区”一文中总结近现代的历史事实之后说，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表现在，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民主思想；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它把热爱国家与热爱某一个政党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