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与国外金融高管的收入相比，马明哲们的年薪也毫不逊色。从绝对量来看，似乎是没有人家拿得多，美国现任财长保尔森在高盛任职的时候年薪曾高达3000多万美元，要比马明哲高出三倍以上，但高盛是什么公司，平安又是什么公司，两者根本无法相比。另外，就高管薪酬增幅以及与员工收入之比来说，中国金融上市公司已经赶上美国。应该注意的一个差别是，美国的高管薪酬是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里形成的，而我们的银行保险靠的仍是利差收入以及交强险等这样的政策扶持，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市场化下衡量高管们薪酬的一套标准套用在中国金融机构的高管们身上。另外，即使是美国，人们对上市公司高管的高薪也颇有微词。

　　重要的还不在于与国外高管收入的差距，而是中国上市公司中很多高管都是由政府任命的，不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选拔出来的。这在几大上市银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任命虽然也有经济指标的考量，但有时非经济指标往往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与国外同行相比，中国金融上市公司高管要承担的风险、责任、压力，以及为公司和股东创造的价值，要少得多。一个例子，只要中国的上市公司想圈钱，就很容易通过增发圈到手。而在成熟市场，则要困难得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平安高管的薪酬走的是国际化，为什么在增发上不实行国际那一套呢？

　　某种程度而言，银行保险等金融高管的天价年薪，就是在窃取股东财富。高管们年薪高了，一方面减少了企业可分配的利润，从而使得公司回报给股东的也少；另一方面，与期权挂钩的高薪，在激励高管们去进行所谓创新的同时，也衍生出很大风险。美国次贷危机就有这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