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 实际上,在金融这个高薪行业中,苦乐不均状况也很严重。三大国有银行——工行、中行和建行,高管的待遇要远远低于规模小得多的股份制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的待遇远远高于招行行长马蔚华和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而前者的资产规模和盈利状况远远小于后两者。那么,凭什么小银行的高管待遇比大银行的高?
源于平安集团董事长兼CEO马明哲超过6000万元的年薪,金融家的高薪问题再次成为媒体关注和批评的焦点。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与其他企业家相比,金融家的年薪为何“高得离谱”?不同金融企业高管待遇差距甚大,个别金融家“天文数字”的年薪是否合理?
这已经是“惯例”了,每年3月份,各家上市的金融企业发布年报时,高管的年薪就会成为焦点。不只是马明哲,当然的被指摘者还有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2285万元的税后年薪,或者是民生银行两位高管超过1000万元的年薪。这样的薪酬水平,在很多人看来都“高得离谱”,特别是与同等规模或者创造同等利润的非金融企业相比更是如此。同样,即使在金融业中待遇偏低的国有银行高管,与其他“副部级”国企的高管相比,薪水也是“高得离谱”。通过这样的横向比较很容易得出结论:金融业高管的高薪很不合理。
我们认为,对于金融家的高薪应该理性看待。仅通过与其他企业家相比,来判定金融家薪水“高得离谱”并不恰当,因为金融业是智力密集型行业;其次,如果金融企业的董事会真正能够代表股东及相关利益方的利益,他们愿意给金融家以高薪,那就没有什么不合理。
其实,简单的横向对比往往是无意义的。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金融家。因为金融业是智力密集型行业,对高管除了企业家必备的决断力和执行力等常规要求之外,还要求他们理解金融专业技术、关注宏观经济变化、把握微观市场波动,因为他们有关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决策都将直接影响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这些决策都是建立在专业和智力的基础之上。看一看美国次贷危机中各金融机构的业绩表现——瑞银和花旗都遭受数百亿美元的损失,而高盛和瑞士信贷则安然无恙——自然就会清楚金融家对于金融企业的至关重要性。
往往被用来和金融业进行高管待遇比较的行业,都是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属于资本密集型或者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这类行业,企业家的个人作用尚不能与智力密集型的金融家相比。这没有看轻或者贬低这些企业家的意思,只是社会对某些行业领导者的要求要高于其他领域、高于传统型企业。与金融业同属智力密集型行业的是IT行业,IT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对于IT企业的成败至关重要,因此IT行业的高管往往具有其他企业高管不可比的高薪。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IT业的智力密集型特征,因此没有人认为IT企业家比其他行业企业家高得多的高薪“不合理”。
实际上,在金融这个高薪行业中,苦乐不均状况也很严重。三大国有银行——工行、中行和建行,高管的待遇要远远低于规模小得多的股份制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的待遇远远高于招行行长马蔚华和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而前者的资产规模和盈利状况远远小于后两者。那么,凭什么小银行的高管待遇比大银行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