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行为在本质上乃是对权利和利益进行分配和调整的过程，是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博弈、妥协。从法理上讲，立法是权利和义务的第一次分配，而“部门立法”不可避免地会将部门利益最大化，从而必然损害公共价值和公众利益。而“立法招标”的最大价值，正在于可望回避部门利益对立法公正性的干扰。因此，无论是重庆、北京，还是郑州、太原，每有一地实施“立法招标”，无一例外都赢得了舆论的一片喝彩。

　　“立法招标”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律师团体等专业人才的加入，不仅可能会提高立法的质量，也会让所立之法更加趋于公正。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高质量和公正性只是相对比较意义上的，我们切不可怀有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只要一立法招标，法律就会完全公正。

　　事实上，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会有自身的私利，连政府部门都不能例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自然更不会例外。当他们超然于利益之外时，他们可能充当着“社会良心”的角色；可一旦陷入利益的漩涡，他们对自身私利的眷顾和偏爱丝毫不会亚于政府部门。更何况，专家团队只是“投标者”，发标者及相应政府部门只要利用手中所谓“评标标准”，照样可以将不合己意者踢出局外，从而实现立法公正意义上的“劣胜优汰”。

　　过去立法政治家说了算，法学家说了不算；现在是法学家说了，政治家点头了就算———其中固然有不小的进步，但绝不可盲目乐观。笔者以为，现在面向专家团队的“立法招标”，与《立法法》中鼓励公民多途径参与立法的规定，并非完全一回事———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立法招标要避免搞成“专家立法”。

　　在操作程序上，“部门立法”是政府部门制定法律草案然后交人大审议，而“立法招标”是专家团队制定法律草案然后交人大审议，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忽略了更广泛民意对于立法意见的自由表达。因此，即使是“立法招标”，法律起草完毕在提交人大审议之前也必须先向社会公开并征求意见———既然“部门”不足替公众“代言”，“专家”自然同样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