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期，他大声疾呼，把市场经济理论推向思想界，强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他用专业精神戳破基金黑幕和股市泡沫；他时刻忧心着改革大业，无数次直陈社会弊端；他的系列观点成网论靶子，不久前又涉嫌卷入美国间谍案。他，就是人称“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的吴敬琏，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旗手，吴敬琏因其言辞尖锐，多次卷入争议漩涡，但始终不改其敢言本色……吴敬琏有个响亮的绰号——“吴市场”。这顶帽子最初带有贬义，有讥讽他在中国“贩卖”市场经济之意。现在听来，成了对他的肯定。的确，多年来，吴敬琏是中国市场经济一以贯之、不遗余力的鼓吹者。

　　评价

　　女儿：他将自己定位为学者

　　“公众可能认为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

　　建行董事长郭树清：他加快了改革

　　“没有吴敬琏，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肯定会进行、会成功，但是有了吴敬琏，还是有所区别的。他加快了改革的进程。”

　　——吴敬琏是郭树清在社科院攻读硕士和博士时两次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

　　敬佩者：顾准

　　吴敬琏认为，顾准是中国最早主张市场经济的。他当时启发吴敬琏，只有先系统地学习世界文化和历史，才能够反过头来弄清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顾准是吴敬琏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令他理智上敬佩、感情上爱戴和精神上向往的人。

　　吴敬琏父女对话：我不够用功

　　吴晓莲：您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吴敬琏：我会说，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

　　吴晓莲：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您此生不能做就会不甘心，那是什么？

　　吴敬琏：就是眼前这点事(指中国经济改革)。

　　吴晓莲：您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吴市场”算不算？

　　吴敬琏：那个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

　　吴晓莲：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吴敬琏：认真。

　　吴晓莲：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吴敬琏：那就多了。比如，我不够用功。

　　吴晓莲：你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怎么看？

　　吴敬琏：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可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这样——危机感伴随着使命感。

　　文革前崭露锋芒

　　吴敬琏的市场经济思想早在中国实行严密的计划体制时期就有所萌芽，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0年，即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从1979年开始，吴敬琏把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在中国开辟了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新领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思想理论界一直在激烈争论。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

　　1984年7月，他参加了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意见书的写作，为商品经济“翻案”成功，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逐渐变身“吴法治”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之前，吴敬琏的社会形象基本上可以叫做“吴市场”，但面对腐败蔓延、贫富分化、法制不彰、社会失范等现象，吴敬琏发现他早年对市场经济的幻想过于浪漫，“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

　　从前的“吴市场”，逐渐变成了“吴法治”。但他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却始终没有变化，只是更理性，更成熟了。如何用法治来规范市场经济，保障市场经济，成了吴敬琏思考的主题。

　　最早引入寻租理论

　　最早引入“寻租”理论的吴敬琏对中国权钱交织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

　　从1998年秋天开始，吴敬琏如同一个守夜人，时时敲响警钟。他说，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并不多，大部分国家仍然在权贵资本的支配之下，在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

　　吴敬琏特别强调，要警惕打着改革旗号、动辄以国家利益为幌子，实际是想固化现有的双重体制以便保持既得利益，甚至继续“设租”的力量。

　　他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

　　“吴市场”脱胎换骨

　　不过，在有着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和数10年计划体制浸淫的中国，传播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反覆甚至后退。

　　1989年和199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为低迷的两年。

　　1990年7月5日下午，中南海勤政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几位经济学家应邀参加。

　　首位发言者的矛头直指1984年以来的改革方向，其观点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取向这一错误的改革路线所致，经济改革必须坚持计划取向、坚持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

　　此发言结束后，会场出现了片刻的沉默——1989年以后，要计划还是要市场已经成了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原则性问题。

　　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吴敬琏。他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出问题的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为市场经济。

　　几天之后，吴敬琏接到一个老朋友的电话，说已经有人把他称作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吴市场”，但此时的他已经荣辱不惊，在这个改革陷入低潮的时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姓“社”姓“资”的争论尘埃落定，也让吴敬琏和他的主张正式走向前台。这年4月，吴敬琏向中央领导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建议被采纳。接着，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告确立。

　　如今，吴敬琏回顾起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他说：“我现在不是为自己的主张被采纳而欣喜，而是为正确决定执行得不够快和不够好而惋惜”。

　　抛中国股市“赌场论”

　　吴敬琏不仅说，而且做。多年以来，他持之以恒地反对国有资本垄断证券市场、反对股市为国企脱困服务、反对政府托市、反对审批制的股票发行制度、抨击操控股票二级市场的幕后黑手、揭露既得利益者通过制造股市泡沫侵吞公众财富的险恶用心。

　　对于中国股民来说，“吴敬琏”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和他们结缘最深的一个名字。这种缘份在2000年10月时，因为吴敬琏抨击“基金黑幕”而埋下种子；在2001年初时，又因为吴敬琏发表“股市赌场论”而引起轩然大波；在今年7月底，则因为吴敬琏的所谓“股民强势论”，再次成为中国股市舆论场的众矢之的。2000年10月，吴敬琏发表对股市三点看法：1、中国的股市是个大赌场；2、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的现象；3、市盈率过高。他并且借用捷克诗人的名句表达了他被投资者误读的心境：“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

　　吴敬琏关于股市的言论引发了2001年的股市大讨论和随之而来的监管风暴，令所有不警惕的人都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场大争论后没多久，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

　　他也因此而被称作“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无端卷入间谍案

　　就在不久前，在中国股市跌跌不休之际，吴敬琏忽然无端卷入间谍案。

　　位于美国的新闻网站博讯网在2008年8月28日发布了一篇匿名消息，文中以“未署名的内地知情人士”的名义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因涉嫌为美国从事间谍工作，被中国公安部门调查。

　　另一美国华文媒体多维网紧随其后，在声称“独家”的报道中指，吴敬琏暂时未被捕，只是当局对其活动及言论加以限制，相关问题仍在调查中。该报道更绘声绘色地说，吴敬琏是因为身中“美人计”，曾向一名美籍华裔女性泄露某些机密而遭间谍调查。

　　报道称，吴敬琏将中央救股市的消息透露给龚方雄。此前，龚方雄在8月19日发表报告指，中央将出资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20日，上海及深圳股市纷纷飙升逾7%。

　　据指，龚方雄的报告出来后，股市大涨；但报告所指内容被辟谣之后，股市又大跌，龚因此被斥为替外资投行出货提供机会。同时，由于吴敬琏一直指斥中国股市像赌场、希望政府加大市场经济改革力度，因此遭到许多利益集团的忌恨；且吴的泰斗地位令其非常接近核心决策层，对中央政府经济决策态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冲动，最终促成了吴敬琏“谍案”流言的出笼。

　　事后，吴敬琏对媒体表示，目前正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当口，对传谣者的动机，“很有疑惑”。